明朝皇帝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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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在位时的功与过知多少?

2011-06-14 10:55:54 本文行家:吴俊郡

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朱翊钧 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癮)。后因

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朱翊钧朱翊钧

 

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癮)。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餘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沉一贯等4位国家重臣,虽然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賡被朱翊钧投入詔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万历三大征

        虽然朱翊钧在内政行为可谓荒唐,但是军事上,由于朝臣的精谏,仍保持干练的本貌。他遣兵调将,平定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及东北大片地区(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统一状态,并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不过虽然军事得到维持,朱翊钧派宦官以勘矿、采矿为名去江南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又使明朝政治腐败到极点。

矿税之害

        神宗亲政以后,开始展现其贪婪本性,“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賡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沉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可谓“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好货成癖”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文官系统,矿税,海税,茶税,这些工商税的利益受害者。当听从了文官建议的崇祯取消商业税并以农业税代替以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女真掘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对人事任免等大事皆置之不理,且仅在必要时才处理政务,使大部分行政部门运作陷于停滞。论者认为这种情况使明朝行政陷于瘫痪。

明神宗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於崇桢而亡於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麼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值得说明的是,现在对神宗的评价基本是基于清朝初年投降满清的东林党文人编辑的史料,基本上反应的是文官集团对神宗的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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